暗夜追光丨与张学良密谈12天，他何以影响西安事变
暗夜追光丨与张学良密谈12天，他何以影响西安事变
△刘鼎之子刘文石接受总台央广记者采访
刘鼎本名阚思竣，1929年底，刘鼎秘密回到上海，向周恩来报到，被分配到中央特科二科（情报科）任副科长，作为陈赓的副手，开始了隐蔽战线上的战斗。
两次不幸被捕，两次成功逃脱
刘鼎执行的第一个重要任务，是为准备在上海发动的武装暴动，全面调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、政治、经济等全面情况，在当时的紧张氛围里，刘鼎怎么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？
刘文石：比如说在兵营门口假装小贩，里面有多少人每天送多少粮食供给，就知道他能有多少人，就类似这种办法来计算。军事暴动要准备要炮轰，这样的话就靠太阳的阴影来测量来计算里边建筑的高度宽度。
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，刘鼎把收集到的情报资料汇成厚厚一本送到中共中央军委，参谋长刘伯承非常满意。后来暴动虽然没搞起来，但这套材料却成为当时军委掌握上海情况的宝贵资料。
刘文石：后来建国以后，刘伯承有一次见到陈赓和我爸还提起这个事儿，说当年你们上海做的暴动的准备真不简单。工作时间不太长，中央就转移，当时上层领导顾顺章叛变。我爸稍微去得晚一点，顾顺章对我爸的了解不那么多，只知道这么个人，所以我爸最后先隐蔽帮助其他领导人撤离，我爸最后撤离，但是最后还是被捕了，这是第一次被捕。
中共“最危险的叛徒”顾顺章叛变之后，刘鼎被捕。敌人多次对他进行劝降。刘鼎假装同意敌人的劝说，一年多之后，靠着在留学苏联时期的同学做担保人才顺利离开监狱。
1933年春天，刘鼎遵照中共组织指示，化名戴良，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苏区。途经闽浙赣苏区，正值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战争，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被封锁，刘鼎只好暂时留在赣东北根据地的葛源镇。
当时，赣东北亟需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干部。方志敏希望刘鼎能留在赣东北根据地发挥作用，并通过电报征得中央同意。1934年10月，刘鼎跟随方志敏率领的“北上抗日先遣队”向皖南地区挺进，掩护红军西行。刘鼎奉命率民兵在戈阳县仙霞岭一带山中打游击，到了转年的5月，弹尽粮绝，刘鼎被抓后押送到江西九江俘虏营。
刘文石：到了江西，国民党下大力气围剿，山太大，他们没有能力搜山，他们也知道你在山上待不长，没东西吃。最后我爸扛了几天，扛不住，下山找东西吃被捕。
深陷敌营的刘鼎并没有慌张，而是谎编了身份。他凭借自身过硬的机械修理技术，帮助敌人做些修理收音机、汽车等工作，顺利得到了敌人的信任，刘鼎又多次上街买五金零件，甚至得到了大营门的出入证。
刘文石：被捕了以后我爸就骗他们，说我就是工匠，就是给红军修东西干活。监狱里面的人说你会修东西？我们的收音机不响了，你能修吗？就给他收音机修好了，看这个人还真是工匠。汽车又不动有毛病了，你能修吗？他在苏联都学过，（修）汽车、（修）坦克都学过，也给它修好了，这就放松对他的警惕。
过去车质量也不好，老出毛病，老让他修理，逐渐的修车要出去试车，说你在这修好我得开车去试车，然后扛着枪拿着就押着他出去试车，逐渐试车也不跟着了，最后就让他出去买菜，开车顺便再买个什么菜带回来，他干脆就逃跑了。在江西的出狱很有戏剧性的，不用人营救他，自己营救出狱。
刘鼎成功“越狱”后，跑到轮船码头上，找到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，把俘虏营食堂管理员要他代买蔬菜的钱给了“捞黄鱼”的水手，后被藏进了船舱离开了九江。
与张学良密谈12天：
“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”
1936年3月，张学良有意联共抗日，托人来上海寻找中共代表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。宋庆龄发觉刘鼎经历不凡，举止不俗，便将他推荐给张学良。
究竟要不要去西安？刘鼎心生顾虑。自己才刚刚从国民党俘虏营逃出来，又要去抛头露面，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？
刘文石：当时我爸还有顾虑，因为从监狱里逃出来以后就被通缉，逃犯跑了，整个通缉抓刘鼎，现在跑到剿共司令那去，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但是他想还是个人生死置之度外，（以）党的利益（为重），能够拉住一支队伍抗日，这个是大事。
刘鼎为西安之行做足了功课，花十多天研读相关报刊和党内文件，提前了解张学良的个人经历、处事特征，路易·艾黎还去南京路给刘鼎置办了一身体面的行头。
△刘鼎与路易·艾黎、李强
1936年3月21日，在西安金家巷张公馆，时年34岁的刘鼎与张学良初次见面。
刘文石：开始的时候一见我爸就是连续的质问，共产党骂我东北军为什么这么狠？我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，为什么骂（我）是卖国贼一系列的质问。
张学良的一连串尖锐发问火力十足，刘鼎感到十分意外。为慎重起见，刘鼎提出回去考虑一晚再回复。次日见面，刘鼎逐条给出了答复，用顾全大局的见解让张学良心悦诚服，张学良说：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。”
刘文石：我爸一一给他解答，而且说到他心里去了，张学良心服口服。将军的做派没有了，不吭气了。第二天就带着他去了洛川王以哲军的驻地，住在军部的咱们叫招待所，吃住在一起，整整谈了12天，把张学良的一些顾虑，一些猜疑，一些道听途说，全部澄清了，坚定了他联共抗日的信心和决心。
1936年4月9日，张学良、周恩来、李克农、刘鼎、王以哲五个人在肤施进行彻夜秘密会谈。中共方面原本估计双方可能出现争议，所以准备了多种方案，不料张学良却几乎照单全收，说客刘鼎功不可没。
刘文石：后来毛主席讲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，功在哪儿？就功在刘鼎跟张学良12天的会谈，谈共产党、谈红军、谈东北军、谈国民党、谈苏联红军、谈苏联共产党。最后无所不谈，谈到家庭、谈到个人、谈到婚姻，特别深入了，所以西安事变能促使蒋介石改变态度。当时毛主席也讲过西安事变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命运。
1936年12月12日，西安事变当天清晨，刘鼎从西安发出第一封电报，送往中共中央，通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的决定。这一年的12月25日，张学良登上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。刘鼎晚年希望能和张学良再见一面，却也未能如愿。
告别特工身份，扛起兵工大旗
1937年3月，刘鼎告别特工身份，回到延安。此时，发展兵工生产成为我党坚持抗战的一个关键性任务。1940年4月，刘鼎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。百团大战后不久，彭德怀找刘鼎，谈到八路军在狙击敌人发起近距离冲锋时，常常遭到日军掷弹筒的轰击。
刘文石：彭德怀找我爸问：你有什么办法来制衡日军的掷弹筒？当时我爸就讲了，日军敌人有什么我们就要有什么。彭德怀特别高兴：对！敌人有什么我们就要有什么。
△刘鼎手绘稿
到1941年春天，掷弹筒与炮弹试制成功，射程可达700米，比日军的更有威力，经常打得敌人溃不成军。日军惊呼，八路军“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兵工厂，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”。
△40年代军工部某厂在试射新迫击炮
刘文石：军工生产不亚于战场，自己的军工生产是毛主席手里的钥匙，打开了新中国的大门。当时毛主席写了一篇文章，敦促杜聿明投降。其中有一段说我们的土飞机土坦克比你们的飞机大炮还有威力，指的土飞机就是飞过去在空中爆炸，不得了的事儿，这是我爸的一大创造一大发明。
刘鼎是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者和主要奠基人，为我国兵器工业的创建和国防工业的建设，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，他被习仲勋誉为“兵工泰斗，统战功臣”。
△兵工泰斗、统战功臣
刘文石：对我们子女来说，他就把自己融化在党的事业中，很多人说忘我怎么样，我说他无我。党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，根本不考虑个人的利益，任何情况都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，包括自己的生命。
△刘鼎全家福
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途上，既有公开战场的博弈，也有隐蔽战线的较量。在惊心动魄的隐蔽战线上，活跃着许多无名英雄，他们忠诚于党、隐姓埋名、深入虎穴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卓越功勋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无名丰碑。
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，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《暗夜追光》，讲述隐蔽战线鲜为人知的英雄故事。
